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
前者把法治体系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加以考量，属于外在视角。(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30)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4-79页。⑩此种阐释涉及法治如何在话语上生成，各种与法治有关的话语如何相互作用，话语表达和实践如何产生体系效果、获得政治认同和思想载体等诸多问题。前者的实践场域可被称为政法，而后者的运作特征则可被称为治法。(16)就建构性意义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更常使用法制一词。话语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有知识的行动者所吸取以创造社会现实的资源，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塑造和限制被认为是合法行动的沉淀结构(例如，规则和制度文本以及人工产品)。
正因为法治体系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上的均衡一体，新发展进程才需要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为依托。(58)中国共产党基于法理上的领导地位和代表资格，对法治话语的建构日渐涵盖理念、规范和实践各层面，并加快形成科学完整的法治思想理论及话语体系。在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23)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61)张居正亦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
(50)作为一门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国特色法学的构建，亦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宝库，坚定文化自信。(3)为了保障公正司法，中国古代在法制实践中还产生了诸如录囚、复审、死刑覆奏、鞫谳分司、翻异别勘和司法监察等制度。
(60)韩非子强调因时制法，与时俱进。现实中存在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的现象，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64)〔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4《外储说右下》。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一)有利于着力完善法律体系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13)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首要在于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含义。(50)杨宗科：《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第15页。参加会审的法司范围进一步扩大，五府、六部、九卿、通政司、司礼监、宗人府等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都有参加会审的资格。习近平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70)〔元〕脱脱等：《宋史》卷160《选举志》。(33)汉承秦制，萧何损益秦法，作律九章，奠定了两汉四百余年法制的基础。
(40)这一历史性的法治成就终于圆了中国人民的百年民法典之梦。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民法典的编纂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27)〔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38《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⑥五千年的中国发展史，亦是一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史。(32)〔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43昭公六年。《尚书·夏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利于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80)〔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9《五蠹》。
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保障公正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为当代中国深入推进公正司法提供借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中援引了诸多古代典籍、经典名句。
(25)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并且新增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转化与发展(一)德法合治治理理念的传承与发展道德和法律作为规范人之行为的两种主要方式，历来为我国国家治理实践所重视。
(78)〔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30《断狱》。表明晚至殷商即以典表示书册。
(37)〔东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大宰》。⑨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孔子研究》2014年第5期，第8页。因此，认真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重要论断的形成脉络，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擘画，有助于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官箴就是对官吏的警示、劝诫与规谏之语。
(61)〔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9《五蠹》。由此，以对于官吏的选拔、管理与考课为着力点的吏治文化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18)将道德与法律界定为本用关系，突出强调了道德教化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65)官吏在国家、君主和民众中间发挥着桥梁般的沟通作用，是国家、君主管理与控制民众的主要工具，因此，明主治吏不治民。
《左传》中记载有《虞人之箴》，《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关于官吏行为规范的《为吏之道》，汉代扬雄作有《十二州箴》，唐代有太宗《帝范》和武则天《臣轨》。董仲舒在论证德刑关系时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76)〔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4《汉纪六》。从所属学术流派而言，这16处论断主要出自儒家与法家的思想观点，引述频次最多的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观点。(66)〔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9《五蠹》。(73)〔三国〕何晏注、〔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2《颜渊》。
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明太祖朱元璋重视普法宣传与教育，制定《大诰》和《教民榜文》，指导民众普遍阅读，明习朝廷法度。
此为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遭遇来自太子和保守贵族的阻力时对秦孝公的建言。五、结语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滋养，有助于促进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③习近平：《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战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第1版。汉代则主要由丞相府教授官员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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